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响了，当时掌握军事领导权的博古和李德，没有采取主席的正确建议，而是运用攻坚战和阵地战，代替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致使装备低劣的红军，在兵强马壮的敌人面前失去一切优势，经过一年的苦战，仍没有粉碎这一次“围剿”，而苏区形势岌岌可危，红军主力只能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但博古和李德仍没有吸取教训，因为他们仍掌握军事指挥权，在经过四次封锁线后，红军由8.6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巨大的损失让广大红军将士士气低落，而红军指挥员们也开始反思，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决定撤销两人的领导权，当时在会议上，对于这一正确决定，大多数人都是同意支持的，但有一人仍“力挺”博古，当面与主席争辩，此人就是凯丰。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1927年参加共青团，同年底赴苏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就是在这时他与博古、王明等人相识，1930年凯丰回国后，入了党并调任广东担任团省委书记，刚到广东没几个月，因叛徒出卖入狱，坚强不屈的他面对敌人的拷打没有低下头颅，三个月后被组织营救出狱，为了他的安全起见，让他离开广东，来到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的主编.　 　　1933年，凯丰跟随上海总部转移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但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古、李德在错误指挥上带来的危害，遵义会议召开后，他表示支持博古，并在会议中与主席争辩，唱反调，虽然会议最终决定将军事指挥权重新交到主席手中，但凯丰心里不服气，会后不久组织上决定撤销他在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在以后的万里征途中，在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几次经典战役，红军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摆脱了危机，而经过几次胜仗，红军将士的士气也重新高涨，对革命的未来也重新燃起希望，经历了这么多，凯丰也慢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全力支持主席，在他改正错误后，上级也恢复了他的职务。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凯丰调任宣传部代部长，抗战爆发后，他调任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与《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整风运动结束后，由他筹建中央编译局，他在苏联受过高等教育，俄语水平也很高，编译局成立后，他翻译了很多马列著作，为我党广大党员理论水平的提高作出很大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在东北工作数年的凯丰调任中央，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务，凯丰的人生虽有许些瑕玷，但他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家，自参加革命后他一直谨记党的原则，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建国后虽身居要职，仍保持多年来养成的朴素勤俭的生活环境，并时常告诫后人要廉洁奉公守法，做国家有用的人才，常年的过度操劳让他积累成疾，1955年3月23日，凯丰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