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进占遵义城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采取行动，红军获得了暂时休整的时机。这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博古在报告中，把反第五次“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方面，掩盖了在军事指挥上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作了关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教训的系统发言。紧接着由王稼祥发言。 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了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因而，在遵义会议上，形成了“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并且得到了周恩来等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同意。根据陈云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相德—引者)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的批评。” 遵义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议，即在会后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主要的领导机构。王稼祥也成为党中央和红军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红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积极酝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充分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大无畏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
　　王稼祥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支持了毛泽东，拥护了毛主席。” 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专门讲了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出来的，作用很大。” 在十年动乱中，当王稼祥处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 “关键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