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指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新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并且取得了决定性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应该说这次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极其重要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因此说，咱们讲遵义会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它是一个关节点，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道路的一个关节点。
       80年后的今天，回顾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同时寻找其间的规律和启示，应该说有着重要价值。今天主要是就其中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做一个回顾，同时结合当前，谈点遵义会议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怎么能够从中汲取养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谈一下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动因，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背景或者动因。
       第一点，广大官兵期盼尽快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为错误路线提供了群众基础。我们讲，任何的重大转折，必然是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重大选择，必须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党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人民的选择，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的需要当然党的选择。红军也是这样，要解决红军的被动局面，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可以说一败再败，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找到解决被动局面的路径和战略决策，全军官兵是有期待的，这个期待就是力量，所以这就影响着决策层、最高领导层是不是有必要对已经做出的、已经出现的问题做出总结，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道路。所以我们讲，红军官兵的期待这就是重要力量，我们来看一下，遵义会议的时候，可以说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在党内已经有4年时间，这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特别是1934年1月之后，也就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这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实际上“左”倾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又从"左"倾冒险主义转向逃跑主义，再加上舍不得，长征过程开始的时候是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就像咱们看当年红军的一些影视剧，实际上就反应了当时的实际，包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印刷机那么笨重也是抬着行军，坛坛罐罐拖着红军在走，进军相当缓慢。所以国民党蒋介石就有时间调兵遣将，对红军围追堵截。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红军的迟缓给对手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几乎走向绝境了，几万红军官兵牺牲在这里。我们后来看湘江之战的影视剧，看了现在都心痛，那些炊事员挑着做好的饭到战场上去，没有剩几个人，整团的被打掉。
       所以我们看一下，到这个时候官兵就发生了疑问怀疑，实际上这个怀疑也不仅是湘江之战，也不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实际上在苏区的时候，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很多人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提供的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甚至直接与李德等人发生激烈争论。长征开始以后，随着红军作战一次次失利，湘江之战又像催化剂，又是一次借鉴，这次惨败血的教训使广大官兵对王明路线产生了怀疑、不满，要求改变领导层，这个情绪几乎达到了顶点，而这种强烈的期望要求应该说就是改变当时军事路线的根本动力。所以我们说群众基础很重要，是从实践中、作战中在官兵中生成的切身体验和血的教训。
       第二点，就是毛泽东深入扎实的工作，改变了红军领导层的力量对比，为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从实践中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个体验，错误大家能看到，但无疑见得能改变错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在表达意志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情况不一定就事实本身做出决策，很多因素在里面。就像今天我们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无以见得全是事实本身，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利益关系或者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要改变一种选择也是大的政治改变，政治决策彻底需要决策层不仅要认识问题，还要改变你的生态。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说遵义会议重大转折很重要的在哪里呢？他的推动者，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应该说在改变当时像李德、博古他们，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确实很多人有误导。
       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必须改变力量，政治优势必须变成组织优势，必须在决策层形成多数，所以为了这次会议改变我们红军领导层或者是决策者错误的路线，必须得到大多数的支持。所以我们从历史史料里面看到，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就找王稼祥、张闻天还有一些红军干部指挥官领导干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以独到的分析能力和影响力，向大家总结解释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是错误的，指挥上的错误。因为分析到位，因为他深入细致扎实的工作，所以许多红军指挥员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包括后来的周恩来、朱德，他们两个重要的决策者也逐渐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开始也是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正确主张，有了这个深入扎实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政治局开会也好，决策层讨论问题也好，力量就发生对比、偏移，因为我们党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党内还是要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毛泽东扎实的工作，这就为会议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组织条件。
       第三点，当时军事态势也为召开会议创造了安全条件。遵义会议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一支党一支军队命运的问题，这样重大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也就是说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能统一起大家意见来的，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重新深入的全面的检讨统一思想，辨析、讨论，要说服人，这样才能领导人。看一下当时打下遵义之前，红军一直在长征中应战，一直在行军作战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遵义以后，就把敌人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就是这个时间从军事态势上讲，安全形势上讲，敌人不会马上威胁到你，红军可以有短期的休整，这个休整就提供了决策层、领导层坐下来讨论重大问题，检讨过去做出新的选择。所以遵义会议，应该说当时的军事态势、安全形势也对召开会议提供了一个安全条件。所以我们回顾遵义会议，这几个原因都是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成果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我们看一下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和主要内容。大家看看历史，翻翻过去的资料就比较清楚了，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不长，主要内容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里面看出倾向性来，博古实际上就是为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整个报告当中充斥着坚持他们的为自己他们做的出现错误进行辩护，那接下来就是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周恩来没有批评李德和博古，他们的问题，但是他承担错误也就意味着更重要的决策者，李德博古他们是错的。所以他这个就直接颠覆了博古这个主报告的基本观点。
       再下来以后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毛泽东重点是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过程中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这就不一样，对照来了，首先周恩来他是以自己的承担来证明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是错误的，那毛泽东直接对照来了，明确的提出他们是错误的，是他们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的失利，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了红军不得不立刻转出去，以及长征到遵义之间过程中的一次次失败。就要他们承担错误，这个承担错误既要改变路线，同时也要改变领导体制和权利构成。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这些完了以后，剩下来的也就是毛泽东已经做过工作的，包括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
       这个发言几乎是一边倒了，他们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后来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统一了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由决策层就是常委会审查通过。起草者变了，原来肯定是要博古做，博古做就辩护，那你就改变不了你的路径问题，张闻天他们都是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而后来大多数人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改变那就意味着后来我们就可以能够选择正确路径。所以你看过程有争论，但是倾向性很明显。
第三个问题我们谈一下遵义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遵义会议涉及的问题不是很宽泛，他跟古田会议恐怕也不太一样，遵义会议实际上问题比较集中，我们看取得的成果也判断出来，或者是分析了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点，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我们说红军已经在长征路上，这已经不存在阵地战的问题，但为什么说这里是要求红军完成这个转变，他就是军事思想的问题，因为你长征结束以后，你肯定还要占领新的根据地，未来还有一个改变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关系问题。
       当然整个长征是随着形势发展最后走到这个结果，最初红军也不是准备走2万5千里的，也是一次次占领根据地，一次次没有实现才最后选择的陕北。所以这个改变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不是针对我们战略大转移确定的，是确定军事路线的问题，未来我们怎么打。当然里面很多观点大家也看得到，比如说会议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红军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就是因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坚持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这就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作战方针和原则，结果导致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再比如说会议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过程中，或者是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这个决议也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决议中讲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解释我们战略转变转移目的和未来的方向，结果组织了庞大的后方机关，这个就是红军作战受到困扰，整个部队反而成了掩护队，作战能力大的下降，结果是越走越被动，一次次失败。当然我们说正是深刻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过程中的失败，才有了进一步弄清失败背后更根本的错误路线，才能更新我们新的路线。所以我们说他其中取得成果，你批判“左”倾决策主义军事路线，他就相当于确立新的，选择正确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取得的成果。
       第二，会议重新调整了斗争策略和战略发展方向。因为对错误地进行了总结，深刻检讨，那自然也就选择正确的，毛泽东的观点被接受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那新的轮廓出来了，新的路线新的目标战略决策出来了，比如提出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当地的几个军阀派系地方武装，然后在这个周围建立新的根据地，就尽快开拓新的生存点，让革命在新的地域开花结果，当然最后其实也没有在贵州那一片建立新的根据地，但你仍然看到新思路出来了，至于根据地占在哪里不是特别重要，他是根据需要而言，根据当地的资源而来，根据革命有利程度而来。为什么最后红军长征最后到了陕北，因为陕北有条件，有我们红军的力量，有共产党的力量在那里，有基础，群众基础，是最佳的生存路径，就是各种力量最后选择了陕北，但选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改变了过去错误的军事路线，王明的教条主义，这一点最重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成果。
       第三，就是组织路线，明确了领导人和新的领导集体决策者，领导集体和权力运行模式在这次会上重新确定了起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讲政治优势必须是组织优势，政治上很先进，但是没有组织上谋政，你的力量发挥不出来，你看遵义会议由于指出了李德、博古的错误，那这就意味着过去的三人组，李德、博古、周恩来3个人，这对过去的领导力那个领导模式肯定做出了评判，那结果就明确了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这就意味着再采取过去的三人组和以李德、博古为主要决策者显然不可能。
       所以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这把毛泽东选到核心决策层，这点是极其重要的，中国革命走向成功领导人非常关键，毛泽东被选出来，这是中国革命道路上一次重要选择，我们说古田会议重要因为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层了，这对后来的我们讲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同时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然或者是充分明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会议觉得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你看，我们从这里面的变化你就看得出来，决策者变了，毛泽东进了核心决策层，中国革命才有了新的领路人，掌舵人，一步步把毛泽东退到最重要的引路人的位置上来，这个遵义会议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与人是有关系的，与领导者是有关系的。
       下面谈一下遵义会议给当下启示和引发的思考。我们讲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追溯历史很重要，但追溯历史不是为了还原历史，历史已经过去，我们要的是从历史中找到营养，发掘他的成功的要素，找到他的规律，为今天我们在前进提供有力支撑，所以我们回归历史每一次纪念都是这个目的，前不久的古田会议，新古田会议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全民政治重要会议在古田开，为什么到古田开，就是让大家再回到当年我军政治工作真正的建设关键期，生成期，创立期，是那么一个环境让大家去感知，我们回到过去不是往会走，而是到那里感知找到未来，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然后再到哪里去，给我们搞一个座标，校正方向。
       所以古田会议在此召开以后，应该说在全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习主席在会上讲的内容，确实是振聋发聩，指出了部队存在的问题，军队存在的问题，明确强调了如何解决问题，更指明了方向。应该说习主席在古田会议的讲话现在已经改变了军队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前不久国防大学进行了学习习主席古田会议讲话，我们那天参加教学过程中感受到，大家话语系统在变，过去讲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这个话语系统形成了，但由于习主席在古田会议讲话，结果讨论过程中大家都奔着问题来，习主席讲的很清楚，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呼唤，针对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大而化之的空话套话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现在你看话语系统改变了，而话语系统改变的背后就是思维方式改变了，所以我们讲刚刚从古田的会议结束到现在给我们的冲击波再来看遵义会议，我们看遵义会议他不就是从里面找到那些，哪些对现实更重要的关照。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重要的会议之一，当然不是解决党的所有问题，因为后来还有一系列的重要的会议，包括在西北坡的进京之前的赶考问题，两个务必的提出，每一次会议他都有重点和对现实关照的侧重点，我觉得遵义会议你也可以延伸出很多的值得今天借鉴的，但是我觉得两个方面更突出，我们可以从里面找到更多的启示：一个是选择确定道路很重要，道路问题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关系一个政党和其他的集团，道路选对了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走向辉煌，道路选错了，那就走向衰落衰败消失，说关键是道路问题。前面咱们讲了遵义会议实际上讨论的就是发展方向问题，道路选择的问题。你看会议讨论的内容，咱们前面谈到一方面博古做的第五次反围剿，他的总结报告，他这个就是为“左”倾冒险主义辩护，如果他这个报告成立了，接受了，那就意味着这个路线还要继续下去，既然前面是失败了，那最后你可能胜利吗，历史是多种结果的，但是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是失败的，你继续坚守结果会怎么样，只能走向失败，最后断送红军断送中国革命，至少迟滞中国革命。
       另一个周恩来的副报告做了自我批评，以及毛泽东重要发言直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两个说来说去，两个都是一个路线选择问题，最后都要落到路线上来，那因为毛泽东在正确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接受和认同，那道路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是成功的会议，以前有的会议就是没有取得成果，有的可能就错了，实际上回顾我们红军的发展过程，你也看得出来都是选择的问题，那当初我们经典作家的观点，是城市开花，革命是在工业国家完成的，工业国家在城市开花，那城市有工人对革命的阶级，但是你在中国行吗，中国你城市开花开不了，中国就没有工业大生产。咱们有一些手工业者也是很有限的，他也缺少组织的，工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来自于他无产者，也来自于组织性。
       工业大生产就把人带着有组织，你手工业者即使列在工人这个群体他没有组织，他跟农民是没有大区别的，中国城市能搞吗，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共产党员是4比48万人，其中就有2.5%的人是工人出身，基本上都是农民。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所以一个农业经济社会搞城市开花，让工人去暴动的方式，这个革命是很难的。所以毛泽东到了井冈山，他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个不就路径问题吗，选择城市开花，城市工人罢工呢，你还是跑到农村，借住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大量的农民、破产农民，贫穷者应该他们起来革命，这两种选择，你就看了中国革命为什么成功。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你路径选择问题，农村包围城市创立性的。
       今天，这也是一个现实大问题，我们讲今天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看左右之争，左右争执争的什么，还不就是一个路径问题吗？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来，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不走，一个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再一个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决断是非常正确的。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批判西方的那个制度模式来证明自己正确，西方有西方的道路，我们有自己的道路，任何的道路都有他长期的文化基础、人文基础，脱离开文化基础、人文基础，那可能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在别人的那里是好的，到你这就不一定是好的，所以为什么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呢，道理就在这里。
       美国霸权，他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变成了文化自负；他的文化传统，他的帝国生成，他的制度设计是与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文化，特殊的传统有关系的，你把这个放到另一种文化，拿到伊拉克、阿富汗等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搞颜色革命，他初衷或许没有那么坏，但是他忘记了你这种是适合你的，你复制到别的地方去就可能造成灾难，这个也是美国花了很大的代价，人力物力财力，死了很多人。结果到哪里哪里乱，哪里付出更大的代价，说明什么，不能说就是坏人，美国就是坏，但美国确实理念有问题。文化必须并行，宽容各种文化多种价值观的存在，所以我说这一点美国是需要检讨的。
       反过来还要强调我们的道路问题选择，为什么两个都不能走，两个是都实践过不行的，封闭僵化的老路，过去走的那个僵化的计划经济，实际证明不行啊，不是没探索过，西方再没有试过吗，满清最后也是派出宪政考察团跑到欧美，他也希望能够带回来改变中国，结果不又败了吗，这印证一个道理，别人的可以借鉴，人类共有的文明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复制是不可能的。我们面对西方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想制度特点就是，一个是政府的资源调解力，一个是小政府大社会，一个大政府小社会。西方的制度设计当然与那个几个思想家有关系，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看不见的手，经济让他自己自由调解。那卢梭的契约关系，公权私权关系，洛克三权分立。
       所有这些一定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关系，西方文明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法，他们适应了他们的，他们取得了他们的成就。而我们呢，我们的探索过程最后选择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仅用30几年的时间，经济又濒临崩溃，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背后不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强大的资源，就是社会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那肯定是有关的，这里面有没有求证的，有，因为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我们制度设计都在于包括权利重新分配问题，权利运行科学化问题，提高执政能力问题，包括规定做出的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些都是在重新设计。但是我们根本的优势当然是要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要坚守的，这种制度优势就在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一些事例还是很生动的。比如说美国大片《2012》，主人公杰克逊到了四川看到制作方舟的宏大场面，他就感慨了一句，“像这样的活也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干，其他都干不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到现在我们记忆犹新，开幕式第一个场面是什么，3000个人击缶，3000个人击缶场面是非常震撼的，当时来了8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来观看开幕式。下来以后有记者采访英国首相布莱尔，问他什么感受，因为伦敦也有个开幕式，他就感慨啊，感慨就是感慨这3000人击缶，但是他讲了一句，你搞3000个人击缶，你让我在英国找300个人击缶我都找不到，你3000个人可以集合起来进行训练，长期训练，做的那么漂亮，你在英国300人没有人给你干。
       所以看伦敦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前者重个性，后者重共性，前者突出个体，后者突出集体、群体，这怎么来的，文化传统来的，西方的文化传统就张扬个性，你到罗马看看他们的雕塑，都是张牙舞爪的，什么原因，因为他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个性张扬，文艺复兴他又是人性的崛起，又是张扬个性，工业革命还是张扬个性，所以西方文化在传统决定了个性张扬。中国是农业阶级社会，个体的力量有限的，不足以应对自然，所以寻求依附。整个中国文化史，他就是强调个人群体，借用种族关系，裙带关系，血缘关系来结成一个伦理关系，组织关系。所以说这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你说他好和不好都不这么说，文化是不能简单的说过去的文化好和不好，但是我们得承认文化的差异。
       西方个性的文化，中国群体的文化，大一统的思想理念，这些传统谁也改变不了，你说我脱离开这个文化传统，一下跳出去，不可能。既然不可能，你所有的制度设计就得奠基之上，所以中国革命过程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化，马克思进入中国又实现中国化，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人文基础相联系的，结合成了他就成功了，结合不成就不成。所以我们讲，现在有人讲全盘西化的文化，我说可不能到西方去喝几口西方的水，吃几个面包就被改变了，脱离中国的实际，把西方的照抄过来，那不行的。或许提出的人他不是坏心，他也不想摧毁中华民族，他也想中华民族干得好，但是他脱离实际可能影响灾难。所以我们讲现在左右之争一定要看到你奠基于哪里。
       所以说道路的选择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重要，遵义会议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选对了取得成功，选错了可能走向灾难。今天的中国很重要的还是一个选择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所有那么大的争论，不就是没有达成共识吗，要解决共识怎么办，我觉得需要我们党的理论创新，需要讲好中国故事，用真理征服人，真正搞清楚中国模式，中国路径往哪里走，这个路径他的支撑是什么，欧洲强调理论突破问题，你看中国过去革命的成功，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这个革命的需要吗，最先进的理论指导当然取得革命胜利。那西方的制度设计呢，西方的制度设计他不就是因为那些思想家适应了文化基础的制度吗，所以都是奠基于科学理论支撑的。那我们在新的起点出发，怎么出发，出发往哪里，这个不仅仅是实践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摸着石头的时候摸的，你是在摸不着深水区的时候必须用测量仪指南针，这个就是一种突破问题。所以我说今天我们仍然是一个道路选择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更大的理论勇气，实现理论突破，以此架构，建设我们的精神大厦，理论大厦，指引我们的行为，两个都不走，走好我们自己很重要的把这个自己的要理论上完善，这是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
       第二个内容，就是选好领导人很重要。可以说，民族历史是由全民族的人民创造的，历史由全人类创造的，每一个先进的政治集团，也是这个集团所有成员创造的，但同时我们也得看到，一个民族有了民族英雄，你这个民族才有灵魂，一个政治集团有了站位更高更强的洞察力，思想领导力的领导人，这个政党才走向辉煌，所以我们说选好领导人很重要，遵义会议很重要的我觉得还不全是批判了什么，历史是多种道路的，虽然有的道路可能走的更顺，有的道路更曲折，但最后他总有力量把他校正到正确道路上来。但是谁来校正啊，他不是自然生成的，马克思主义进中国是因为有马克思的理论，中国革命所以取得成功，这与他的领导力毛泽东是有关系的，这一点我们小平同志也早就说过，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还要很长时间探索，摸索，所以遵义会议的成功他就是正确成果就是毛泽东进入了决策，他的思想理念被接受，逐渐的成为后来的最高引路人。    
       从遵义会议再讲到今天，可以说中国走到今天如果我们看重要阶段的话，毛泽东引导了革命的成功，这是共产党的选择，也是那个历史的选择。那改革开放呢，改革开放我们又选择了邓小平，党选择了邓小平，人民也选择邓小平，他当总设计师，设计了中国新的路径，改革开放。没有毛泽东中国就没有革命成功，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现在我们有我们党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又选择了习近平。前不久我接受媒体访谈的时候，我提出来他是新设计师，我在环球时报又发文章提到，新设计师不是荣誉而是使命和责任，我个人觉得习近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他上任之前没有想到的，站位之高，境界之高，胸怀之宽广，决断力执行力之强，都超出想象。
       实际上讲全世界没有一种制度能保证做到一开始就能选出最优秀的领导人，但是我们选出来的这个就是机率和概率。近期我接受媒体采访包括演讲我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作为新设计师上任两年就改变了中国的生态，使我们过去忧虑变成了希望，所以我说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选择了正确的，我们选出了领导人，过去证明是很重要，今天仍然重要，有了这种设计他改变了生态，我们带着希望去做的时候就正能量逐渐集聚起来。我们发展很快成就很大，但也可能因此伴随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中国今天是矛盾爆发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不行的。
       那既然选出来了，怎么办？我们看一下，遵义会议选出毛泽东，后来我们党那是责任者，担当者，都主动的有意识的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给他提供支持，这就提出什么问题，选出领导人重要，给领导人提供支持也检验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一个社会的正能量问题。我们都承认现在中国可能你找不到，也不是可能，至少你现在也没有证明还有比习近平更适合担当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的，他用他的实践来赢得了大家高度褒扬和敬佩，那这种情况下提出什么来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一个是从政治伦理的高度，我们党内的成员要紧紧的团结在习近平周围，中国的矛盾问题很多，大国道路并不平坦的，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你即是取得再大的成绩，如果大家不团结在一起，不按照政治伦理规则去支持去追随，那就分解能量，可能最后出问题。
       我刚刚发了一篇文章，叫《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为民族法律背道而驰呢？不是，特殊的中国特殊的阶段，你要编织关老虎的笼子，约束权力的笼子，你就要为编织者提供更大的能力，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伦理规则的问题啊，你让他承担给你更大的期待，你就让他拥有这个权力，这就是设计的关键问题。我们党内的成员，按照政治伦理规则，不管你的什么价值观，不管你对问题什么看法，但是真正组织行为的时候，真正能够推动我们建设的时候，还是站在党的高度，民族国家的高度来为习近平提供更大的支持，这是党内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责任问题。
       如果回头来看，遵义会议关照当下的话，有两点，一个是路径问题，道路问题，第二个是领导人的选择问题。这两个启示之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我们从遵义会议看，那些当时的那些担当者，他不就也做出选择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做出选择，并且承担我们应有的责任，我相信当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该做的，并且都是正能量的时候，实际上也等于遵义会议的精神在当前发扬光大，也可以说我们从遵义会议里面的精神实质里面得到更多的营养，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年遵义会议更应该思考的，谢谢大家。